大正月里又一件为人引作谈助的“怪事”是，军机忌满六人的传说，“不可不信”。有人指出：从同治以来，军机两满两汉，加上恭王，一直是五个人。光绪二年三月，景廉入值，不久就出事：文祥病殁。光绪五年年底，李鸿藻丁忧服满，即将复起，预定仍旧入值军机，等于又是六个人，而除夕那天，沈桂芬突然下世。以后左宗棠进军机，幸亏不久就外放到两江，得以无事。年前王文韶罢官，翁同和、潘祖荫翩入枢廷，当时便有人担心要出事。果不其然，潘祖荫迎养在京的老父潘曾绶，好端端地忽然一病不起，潘祖荫只当了三十多天的军机大臣。
这一下，刑部尚书的底缺，亦得开掉。汉侍郎之中，没有资望恩眷都可以升为尚书的人，而慈禧太后很想用彭玉麟作兵部尚书，因而将张之万调到刑部，新补兵部尚书彭玉麟未到任前，派户部尚书阎敬铭兼署。
潘祖荫闭门“读礼”，自然也要思过。回想任内两件大案，一件云南报销案，倒是每一步都站得住，另一件王树汶的冤狱，就不同了。从头想起，先办得不错，中途走了歧路，几乎铸成大错。
这一案的变化，起于涂宗瀛的调任湖南巡抚，河南巡抚由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继任。任恺跟李鹤年的关系很深，便抓住机会，想靠巡抚的支援，维持原案。李鹤年本来倒也没有什么成见，只因河南的京官，为这一案不平，议论不免过分，指责他偏袒任恺，反激出李鹤年的意气，真的偏袒任恺了。
但是王树汶不是胡体安，已是通国皆知之事，这一案要想维持原谳，很不容易。因此、任恺为了卸责，又造作一番理由，说王树汶虽非胡体安，但接赃把风，亦是从犯。依大清律：强盗不分首从，都是立斩的罪名，所以原来审问的官吏，都没有过失。
一件冒名顶替、诬良为盗的大案，移花接木，避重就轻，变成只问王树汶该不该判死罪？正犯何在，何以误王为胡？都摆在一边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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