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章 寄诸石匮传后世（3 / 17）

成了数卷，张岱时年六十一，回到快园和绍兴家中。余后六年，张岱按部就班，进行这项宏伟计划，康熙三年（1664）可视为《石匮书》竣工之时，张岱仍继续潜心撰写《石匮书后集》。

根据张岱自陈，他从1628年着手编纂明史，此时崇祯皇帝甫登基，是以早在明亡之前，张岱对于历史已有定论——由于撰述之时明朝仍在，对于何者能说，何者不能说，时而秉笔直书，时而有所隐讳。不过，纵因焦点转移而衍生种种问题，《石匮书》还是为1368年至1627年间治理中国的十五位皇帝，勾勒引人入胜的全貌：他们对权力与篡位的态度，边疆与对外政策，令人折服的战术与迂腐不化的战略，税赋与军费的难题，杰出的艺术天分与宏伟的宫殿营造计划。

吾人可从字里行间窥知，张岱撰述明代各朝时态度谨慎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402年永乐篡位；朱元璋传帝位于建文帝，而永乐帝是建文帝之叔。张岱字斟句酌，从中可见朝廷对莽撞论断的报复令史家噤若寒蝉。所以，论及永乐“尚有武未尽善之疑”，“于后世夫拘孪之行岂所以论上圣之主哉”。至于遭篡位的建文帝，张岱把他置于中国历来同遭篡夺天命之人的脉络：“殉国千古罕俪，拊心腐笔而已。呜呼！此非臣之所得言也。”唯有在连番痛陈1572年至1627年三朝两位君王之颟顸时（万历至天启年间），才能从《石匮书》看出明朝沦亡后，确实影响了张岱对所处朝代弱点（偶尔也有优点）的遣词用字。

张岱心中有数，各类历史自有其难题；张岱写道，“国史失诬”，“家史失谀”，而第三类历史——即所谓“野史”——往往“失臆”。然而，是否还能找到架构历史的原则，将张家人纳进国史洪流之中，而又不失其特立独行与内在本性？张岱踵继司马迁的典范，采尖锐精要的评论，避免阿谀奉承的问题；同时，在顺治八年（1651），即成书的非正式家传中，当时流露的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