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五九章 启蒙工具人（下）（5 / 6）

清就是君主立宪，皇帝没有能力干法律之外的事。

重农学派的杜邦，出版的《重农主义，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》，直接将出版地写为“出版于北京紫禁城”。

魁奈敦促路易十五学习中华天子，在春天扶犁行“演耕”之大礼。

这倒可以理解，但转身就说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，是完美的自然法演绎，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表率”，借此希望法国政府放开任何的经济管制，自由放任——无为而治，才能像中国一样富庶。

后世看到“重农学派”这四个字，可能会像见到“诸子之农家”一样，望文生义，以为这是个种地的。

但实际上，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“只向农民征税，废除一切工商税，实行完全的放任自由”，目的是反对法国的一些经济管制。

这倒不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，而是旧的那一套确实已经走不通了，而新的那一套还未确立起来。

和大顺这边一样，都处在一个破而不立的状态。

大顺可以追述“三代之治”，其实欧洲也可以追述“地上天国”。二者单就理想化的意义上，并无区别。

只是法国的启蒙学者们，已经认识到了，“地上天国”本身，就是封建压迫的帮凶，要毁灭旧的一切，就不能以复古的口号向前走。

于是，在这个时刻，东西方，尤其是中国和法国，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走到了一条路上。

热衷于描绘“理想国”的法国人，幻想着中国历代王朝都是“三代之治”，打着“三代之治理想国”旗帜，走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。

破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道德，把压迫了千年“地上天国”的欺骗，砸的粉碎。

砸烂圣母院，救出真上帝，上帝即自然，自然即理性。

热衷于“以史为鉴”、“追述先贤”的东亚，没办法也不可能说天朝之外还有一个“理想国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