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人能否在历史上留得住名,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。
比如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人,老王,王茂荫,历仕清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三朝,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堂事务,那是正宗的“省部级”。
可是,历朝历代的“省部级”多如牛毛,有几个能在历史上记一笔。王茂荫却是幸运的,他的名字出现在了马克思的著作中。
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提到了过680多人,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王茂荫。尽管他的名字并没出现在《资本论》正文中,只是记载在附注中。
王茂荫,安徽歙县人。字椿年,号子怀。道光十二年(1832年)进士,历任监察御史、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兵、吏、工部侍郎等职,是清朝货币理论家。
咸丰元年(1851年),太平天国起义,财政危机加剧,当时有铸大钱和无限制发行不兑换银钞等各种主张,实际都是主张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缓和财政危机。王茂荫上书《条议钞法折》,建议发行可兑现银钞,提出“极钞之数,以一千万两为限”。纸币要能流通顺利,必须注意和防止无限制发行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这一弊端,以便“无累于民”而“有益于国”,被议驳。
咸丰三年(1853年),针对肃顺等请添铸“当百、当五百、当千”大钱的建议(所谓铸大钱,指铸造钱体和重量都有所增加,而钱币面额价值则增加得更多的货币,这使得铜钱的名义价值远远超过本身金属材料的价值。),上《论行大钱折》,严加批驳,指出:“官能定钱之值,而不能限物之值。钱当千,民不敢以为百;物值百,民不能以为千”、“若奸人以四两之铜铸两大钱,即抵交一两官银,其亏国将有不可胜计者”铸大钱必然使得物价上涨。同年3月咸丰准添铸了“当百,当五百,当千”的大钱,结果在流通中造成极大混乱,加之上述发行的不兑现的“宝钞”,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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