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一九三七年元旦），西安人民游行向蒋介石抗议，杨虎城发表《告民众书》。在这篇《告民众书》里，显然在张学良被军法大审的气氛下、在西安人民的群情愤激下，杨虎城竭力在自制、在力持大体，肯定了“西安事变”的正确导向、肯定了蒋介石“对于我们的主张完全采纳了”，他对蒋自食不咎既往的诺言而军法大审张学良的事，避开不提，这样做，显然是留有余地，以便善后。
但是，在这种公开的《告民众书》以外，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处境，并非避开不提，而是据理力争，他在致电表示“汉公亲送委座入都，蹈刑辟而若甘，示大义于天下，果有人心，能不感动?选乃竟扣留汉公，纵兵西进”后，又在一月五日致电蒋介石说：“此间情形，张副司令一日不归，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。”两天以后（一月七日），蒋介石回电，虽然保证说稍缓即为张学良“复权”，可是事实上，张学良的公权，却一连近六十年都没被恢复。杨虎城等人当年的疑虑，自非无因。这种疑虑的细节，在他们一月五日的“歌电”中，有详细说明。就在一月五日同一天，国民党发表黄埔嫡系的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、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、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，杨虎城、于学忠撤职留任。同一天西安各救亡团体举行联合大会，要求释放张学良。到了二月五日，杨虎城等人发表《和平宣言》，再度拆穿国民党的无信与不识大体。在杨虎城等人“谨此宣言”之后十天（二月十五日），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了，杨虎城、于学忠也做了“提议实行改组政府、收容各党各派人才、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，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”的提案，但是三中全会却决议说：“不问其内容如何，惟既出以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，显系托词造乱，实国法军纪所不容，应不予置理，以绝效尤。”——国民党显然蛮不讲理了，“不问其内容如何”，一律要蛮干到底了。
蒋介石蛮干的方式是彻底消灭东北军和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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