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爱的权利而斗争，而爱的责任又常常令他们困惑，因为他们为所爱者所做的一切、甚至牺牲，往往并不能给对方带来幸福。他们的爱情悲剧固然是外部因素如封建势力、封建礼教造成的，但又并非完全如此。作为武艺高强、足智多谋的侠者，他们对外部势力的斗争一般能够取得胜利，然而一旦面对自己性格、心理方面的弱点-也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-，他们却难免“吃败仗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们的敌人正是自已。就作品深度而言，王老师不但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，而且把外部斗争引入了他们的心灵深处。这种悲剧，正是典型的“性格悲剧”。
中古时代被称为“英雄时代”，而“非英雄”、“反英雄”正是现代意识的鲜明特征。以古代为故事的背景，写的又是武侠小说，王老师当然不能不写“英雄”；然而如上所述，他的侠情小说又带有明显的“非英雄色彩”和个性主义思想倾向-与此相应，他笔下的江湖社会则有强烈的平民性。直至四十年代初，我国的绝大多数武侠小说都未突破“情节中心”的构思模式，王老师的构思则直指人的内部冲突和人性的复杂内涵，这就不仅使武侠小说的构思模式向“性格中心”实现转移，而且突破了拘于表层善恶、正邪斗争的传统窠臼。由此，我感到王老师的作品在当时是含有很强的现代性的。
在悲剧作品里，悲剧精神总是爆发于“极限情境”；而在王老师的作品里，悲剧精神却常常弥漫于“极限情境”之外：那些侠士侠女在战胜外敌之时，往往横刀四顾，茫然若失；或者，当他们退隐江湖之际，平静的外表之下实埋藏著无限悲凉。这使我想起弗洛伊德关于“心理剧”的一段议论，他说，在心理剧中，“造成痛苦的斗争是在主角的心灵中进行著，这是一个不同的冲动之间的斗争，这个斗争的结束决不是主角的消逝，而是他的一个冲动的消逝；这就是说，斗争必须在自我克制中结束”。王老师笔下的侠士侠女，则在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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