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的福王，张岱则是深不以为然，更以史学评断，拒纳福王于本纪；张岱评论福王既“昏瞆”又“鲁莽”，起用天下至恶奸臣把持小朝廷，是以“仅列世家，不入本纪”。福王就像是以砒药毒虎之人，“不知己之食砒先，自溃裂”。
至于短暂在绍兴监国，尔后多年亡命在外，却“薄晓琴书”的鲁王，该给予什么评价？鲁王除早年贪图逸乐，并无其他明显特点。张岱基于自己短暂随侍鲁王的经验论道：“鲁王见一人，则倚为心膂；闻一言，则信若蓍龟：实意虚心，人人向用。乃其转盼则又不然；见后人，则前人弃若弁毛；闻后言，则前言视为冰炭。及至后来，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，闻多言而卒不得一言之用。附疏满廷，终成孤寡，乘桴一去，散若浮萍，无柁之舟，随风飘荡，无所终薄矣。鲁王之智，不若一舟师，可与共图大事哉。”
在如是纳贿、贪婪、昏聩的气氛里，像方国安这类军阀反而迅速窜起擅权。方国安个人虽给张岱与家人带来不幸，张岱对他的描述却出奇公允，虽然开场听来略为刺耳：“方国安，字磐石，浙江诸暨人。少无赖，逐樗蒲、淫酒，使气搏人，里不齿数。至私牵其族人耕牛贸之，为牛主所觉，于是族人共逐之，不令即祖祠。国安野走从军，隶宁南侯左良玉下……自卒伍起，历管军。”
在简述自崇祯十二年（1640）起，方国安在倥偬十年间所参与的战役之后，张岱提出对此人的评价：“国安不识字，凡有移会，使人旁读之，所改窜多合文理。当至危不惧，谈笑自若，赏罚严，常悬大金，使人上巵酒为寿，不惜也。犯者副将以下不假，进以奇计，率不解，其卒工对搏，而走险击虚诸法。无所事尚气，故其部傲不下人。”
张岱须决定《石匮书》要纳入多少亲友事迹，《石匮书后集》也是如此。张岱并没有刻意为之，而是在《石匮书后集·妙艺列传》重复二叔张联芳与陈洪绶在《石匮书》的简要列传。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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