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90章暗地勾连（3 / 5）

的“工作经费”。

仅一周的时间，扶桑人通过驻外使领馆向欧美舆论界投入上万英镑，就连大洋王国的《世界日报》《布里斯班信使报》《墨尔本记事报》都收到了多少不一的感谢费，以求嘴下留情。

在如此强有力的“危机公关”下，扶桑成功争取到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为其辩护。

8月3日，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在《泰晤士报》上刊文，为日本辩称“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”。

8月6日，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在《泰晤士报》刊登了同样论调的文章。他们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
高升号是为大清军方提供服务，从事的是带敌对性的地面作战部队的运送，作为中立国公民的高升号船长，理应充分了解这是一种敌对行为，不可以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。

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扶桑将高升号视为敌船。扶桑令高升号服从其命令配合检查，宣战的义务即告完成。而高升号不服从命令并擅自开火，完全是敌对行为，战争状态已经存在。

扶桑确认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扶桑军队的，对此敌对行为，将其击沉的确是军事上的需要。

因此，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认为扶桑不需向英国道歉，也不需向高升号的船东和罹难的欧洲船员亲属道歉。

1894年8月12日和20日，就高升号事件，在扶桑长崎和华夏沪海分别举行了两次听证会。英国几乎全盘接受了“扶桑无过错”的观点。

英国官方最终裁定：

当时已属战争状态，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作战任务，扶桑有权扣留或击沉。因此，在此事件中不需承担任何责任。

据此，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高升号的船东印度支那航运公司：赔偿责任应由清国承担，赔偿金额为33411英镑。

李福寿回顾了高升号事件，心中唏嘘不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