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“凯达格兰广场”。美其名为重视原住民，其实目的还是在怀恨“介寿”两字。
再过来就是解决掉“士林官邸”，这已是蒋家在台北市的最后象征，陈水扁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三日宣布，三个月后市府从“总统府”收回士林官邸，同时要在这里举办大型飙舞活动。他要利用单纯的年轻人，用飙舞来践踏蒋家，来发泄他心中对蒋家的恨。
陈水扁还说：“李登辉再坏，也比蒋介石、蒋经国父子好些。”（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访问美国所言。）
虽然陈水扁口口声声说，这些对蒋家的动作象征威权的瓦解，而实际上，陈水扁在做这些动作时，蒋家的威权早已是过眼云烟。所以，陈水扁的动作不但没有象征威权的瓦解，反而是象征着一个新威权的诞生。
此外，陈水扁的“恨”还发挥在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以及台北市地方法院院长胡致中的身上。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间，陈水扁强调郝柏村住宅有占用台北士林复兴桥拓宽用地，约三十多坪，是“大特权”，要求有关单位立刻处理，全力执行。而台北市新工处也表示，其占用道路用地部分已完成土地征收，并于一九九六年度办理地上物补偿。
政府公器沦为报复工具
相对照于陈水扁对郝柏村用地征收的急急如律令，关于李登辉“总统”重庆南路官邸后方，占用巷道达三百多坪的围墙，陈水扁不但不执行拆除，还通过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审议，以变更地目的方式，将重庆南路二段五巷废巷，由巷道用地变更为住宅区，不让市民通行，牺牲了小市民的行路权。
陈水扁对郝柏村和李登辉的“恨”、“爱”分野，表露无遗。
胡致中在陈水扁心中的恨也是难以消除的，他曾经“依法”数度传讯陈水扁市长，陈水扁不理他，他还发拘票准备拘提市长，硬是要阿扁上法院，搞得陈水扁很不痛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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